事情要从2017年说起。陈某通过攀枝花公司重庆分公司借用总公司资质承接工程，因项目地处彭水，往返重庆盖章不便，便私自刻制了一枚公章。工程结束后，公章未依规销毁，被其继续留存。正是这次“图省事”，为多年后的纠纷埋下了祸根。

同年5月，陈某以其他公司名义在彭水承接两个工程，雇佣孟某甲等3人务工。工程到期后，陈某无力支付三人共计10万余元劳务费，便用那枚私刻的假公章分别出具了三张欠条。

欠条到期，陈某继续拖延。三名务工者找到其在彭水的办公地点，抬头看见墙上挂着攀枝花公司的标识，误以为欠款应由该公司偿还。2022至2023年间，三人先后将攀枝花公司告上法庭。

彭水法院依据三张欠条判决攀枝花公司承担还款责任，并冻结公司账户、划扣部分欠款。公司及负责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投标、签约、贷款等处处碰壁，正常经营严重受阻。

“那段时间，只要输入公司名字，跳出来的就是‘失信被执行人’。”老周回忆，一次投标，标书都做好了，资格审查后被刷了下来，“明明没欠钱，却成了老赖，谁能受得了？”

2025年5月，老周抱着一线希望，走进了彭水县检察院。该院依法受理后予以立案。

阅卷室里，卷宗铺了一桌。承办检察官廖建华翻开卷宗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疑点随之浮出水面——

庭审“太顺”了。第一次开庭，被告委托陈某出庭，他对欠条全盘默认，没有任何抗辩。可到了后两次庭审，重庆分公司负责人来了，当庭就说印章是假的。

既然分公司负责人当庭提出印章有问题，为何不申请鉴定？“这里面肯定有隐情。”廖建华决定把分公司负责人叫过来当面问清楚。

询问室里，分公司负责人王某道出了苦衷：“第一次开庭后总公司才让我接手，我在庭上说了印章有问题。但法官问申不申请鉴定，总公司没给授权，我不敢答应，也不知道要自己举证……”

王某的话印证了卷宗里的疑点，但要把案子推翻原判，还需要更多证据支撑。办案组决定从三个方向展开调查核实。

第二天，办案组驱车赶往项目旧址——当年的工棚早已拆除。走访当年的监理员，对方回忆：“那两个工程是本地两家公司承包的，一个姓陈的老板在现场管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攀枝花公司。”调取的备案施工合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而鉴定意见更让廖建华心里有了底：欠条印文与真实印章在字体结构、笔画布局、防伪标记上均存在差异，系伪造形成。

案件脉络逐渐清晰：陈某私刻公章出具欠条，导致无辜企业被判担责；而分公司负责人因未获授权不敢申请鉴定，关键证据在诉讼中“沉默”，直接导致企业错失一审抗辩机会。

“不能让企业无辜背债、信誉蒙尘。”廖建华说。2025年5月底，彭水县检察院依法向彭水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。

但检察监督的脚步并未止步于“一发了之”。为了让企业早日摆脱诉累，该院主动与法院沟通，多次召开协调会并达成共识：事实已查清，与其让企业再走一遍程序，不如在审查阶段合力促成和解。

和解的关键一步，是找到陈某。办案组几经辗转，联系上躲在外地的陈某，把鉴定意见和证人证言在电话里一一摊开。沉默许久，他终于答应回来面对。

调解室不大，却坐满了人。备案合同、证人证言、鉴定意见……一份份证据摆在陈某面前。检察官一面释明法律后果，一面从企业经营实际出发劝导其履行义务。在检法两院联合调解下，陈某终于放下侥幸，2025年9月12日，双方达成协议：由陈某向三名务工者支付剩余劳务费，并返还此前因错误判决被划扣的攀枝花公司账户款项及相应利息。法院依法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。

签字那一刻，老周长长呼出一口气。他走到廖建华面前，握了握手，想说句什么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谢谢你们……真的，太不容易了。”

鉴于陈某已在民事环节全额承担付款及赔偿责任，且涉案金额未达到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，加之行政处罚已过时效，综合全案情况，依法不再追究其行政、刑事责任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及负责人的失信信息被依法撤销，企业重获清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