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供应链服务与日用品销售的创新型中小企业，拥有集日化品定制、采购、线上接单、物流配送于一体的供应链平台。作为深耕该领域的数字化服务商，核心经营信息可谓A公司的“看家本领”。

2022年8月，程某某入职A公司担任产品部经理，负责日化品购销工作，掌握渠道价格、客户信息等核心经营信息。2023年3月至5月，程某某等人代表公司与上游厂家洽谈定制日化品购销事宜，争取到了独家经销授权。其中，属于商业秘密的相关经营信息，仅公司的一名副总和唐某某、程某某三人知悉。

按照A公司保密制度的规定，严禁员工私自复制、下载、外传公司商业秘密，也不允许员工自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业务。A公司还与所有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，每月发放保密补贴。

然而，随着公司业务越做越大，程某某的私欲也在悄然间滋生。2024年8月至2025年7月，他登录该公司系统后台，将大量核心经营信息批量导出，伙同离职员工王某某伪造虚假材料，假借空壳公司名义“截和”了A公司上游供应商的订单，再经网络平台销售给下游贸易商……

在一次与客户的日常沟通中，唐某某意外得知，抢走公司大额订单的“竞争对手”，竟是自己曾经最信任的下属。震惊之余，他向警方报了案。

2025年4月，公安机关立案后，商请南岸区检察院依法介入，引导侦查人员摸清权利人经营业态和购销模式，收集客户名单、价格信息、购销合同、转账凭证等证据，进一步查明销售数量、产品利润和损失金额。同年11月，程某某、王某某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被移送南岸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“准确认定该公司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，背后要解决一连串的问题。”办案检察官凌高锦说，案涉经营信息是否具备“非公知性”、是否具有商业价值、公司是否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，任何一个“否”字都会决定案件的走向。为此，该院启动专家辅助办案机制，指导公安机关远程勘验收集的涉案经营信息、购销记录等证据；同时聘请技术调查官全面分析经营信息，确保准确定性。

专家团队出具的咨询报告认为，A公司的经营信息仅由特定范围人群掌握，不属于行业公知信息，是在经营活动中因持续性的成本投入和创造性劳动而产生的结果，符合法律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。

“如何认定被害公司损失数额也存在难点，这类案件的计算标准本身就不统一。”检察官介绍，“公安机关起初按照最低销售利润算出来的犯罪金额是210万元。我们在综合考虑商业价值、价格幅度等因素之后，最终将犯罪金额追加至244万元。”

案发后，A公司老客户流失、新订单“断档”，账面直接亏损200多万元，员工工资一度停发，经营陷入困境。为了帮助企业重回正轨，办案检察官5次上门听取诉求，全力以赴追赃挽损。今年1月，在检察机关推动下，程某某、王某某与A公司达成刑事和解，并通过货物折抵等方式赔偿了全部损失。

经南岸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1月28日，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；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

结合办案，南岸区检察院专门制发检察建议，推动A公司完善涉商业秘密五项制度和20条管理细则，实行内部重点信息系统分级授权管理，对涉密电脑和核心电子文档进行加密升级，为经营信息安全“加把锁”。

“前不久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提出要深入实施扩能提质行动，全面打响‘重庆服务’品牌，积极培育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。”重庆市人大代表、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黄文表示，南岸区检察院聚焦数字供应链、线上商贸等新兴业态发展痛点，精准对接新业态企业核心司法需求，实现“办案、挽损、治理、赋能”全链条履职，精准制发检察建议助力企业优化保密管理制度，为相关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。